（原）电影《芳华》，不仅仅谈青春

看过冯小刚的电影，请不要单纯地谈画面的内容，他才是国内第一位直面人性与心灵的电影大师。

我不想重复里面的诸多的经典语言，也不谈好人有好报的道理。

我想说的，个体在任何一个大时代背景下，社会主流价值文化，如何左右着人们心灵的运作，它不仅仅反应了人类群体意识与个人意识，在同一个时空中的存在与冲突，也体现了人们为了寻找归属而放弃个体意识，赴炎趋势的生存法则，还有那些在大风暴下小人物们命运挣扎与遭遇，说到底，在民主自由还没有普及的社会，如果个体要坚守自我，与众不同，那么，你要面临着风云莫测的厄运，很发人心思吧！

在那个议论可以犯罪的特殊年代，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被“言语罪”获牢者，连同他们的子女受歧视，遭唾弃的事实，《芳华》里的叙事应证那个时代的主体思想与行为逻辑。

在部队文工团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里，安置着大部分的干部子弟，而刘锋是一个农民的儿子，他就像只兔入狼窝一样，能够活下来就是个奇迹了。所以，他要去迎合所有比他身份高的同事，他这样做，没有人要求他，而是出于内心的自发性，就像孩子敬候父母一样的发自内心，如果说这是一种本能，那也可以理解为几千年来封建统治建立起来的社会层级制度，像基因一样注入个人的集体潜意识里。他默认自己不如他人，要对每个人都很好，而且让接受好的人感到理所应当。如果认为这是一种利他性，那么我认为用“奴性”描写比较合适。我在杨恒均先生的文章里看到过，他在金融危机的2008年，去九寨沟旅游，车上看到农民伯伯的神态，非常痛心，勾起了对自己父亲长期生活在农村底层情境的怜悯。他是这样描写的，每一站上车，凡是农民身份的乘客，上来后总是不敢大方地占座位，而且畏畏缩缩地站到边角上，生怕自己的脏衣服坏了城里人的干净与体面......我不知道刘锋在文工团里做好事，是否只为了让城里人接受他。但是,当他把上大学的机会转让给其他同事这件事上，我突然感觉到，当一个人的尊严低到尘埃里时，是无法接受美好生活的召唤，正如二战之后，罗斯福对蒋介石说，南中国海的太平岛归他接管，他却愣在那里不敢接一样。

我也曾为编剧设置何小萍这个人物感到难过，她是右派或者是反革命分子的女儿，妈妈为了与爸爸划清界线，离婚了，带着女孩再婚，小萍是个狗仔子，处处被继父家的孩子欺负，而这个亲妈也保护不了她。在那个动荡岁月里，像小萍这样的孩子有很多。我记得村里有个成分不好的女生，与我是同班同学，她文文静静的，一点都不合群，但读书比较好，老师常常表扬她作文写得好，当作范文读，而红小兵组织就不能吸收她，到小学毕业就辍学了，我后来一直没有见过她......我想就像小萍，一叶浮萍，在漫漫的孤独无助中漂浮，但何小萍还是有挣扎的，用酷爱舞蹈，在歌舞中忘记烦恼，等到青春芳华季节，她想离开那个让她抬不起头的家庭与环境，报考文工团，结果，由于父亲坐在牢里而被政审刷下来了，但她求变的欲望鼓励她与命运继续抗争，第二年又继续报考，终于被一个舞蹈老师赏识录取了，在她认为这是跳出苦海的最好机会时，被刘峰接到文工团，结果，在来到文工团的第一天，被同伴们嫌弃，这种嫌弃没有比家里的嫌弃轻多少。首先被那个高傲的公主林丁丁嘲笑说她衣服有臭味，然后又说她偷衣服拍照不诚实，备受排挤与侮辱，更残酷的镜头是集体宿舍同事一起，将她堵在走廊里，要讨伐她甚至要惩罚她，幸好被老师路过时劝阻。尽管她舞蹈功底很好，只能做配角。一次，外出演出，主角感冒发烧，指导员要她顶替主角，她竟然不敢接受，却发疯了住进精神病院.......

那个时代，大部分人处于疯狂状态，只有小部分人理智正常，但是，疯狂者横衡霸道，正常人却住在牢房和精神病院。这就是疯狂时代的奇怪现象。

小萍与刘峰一样，被命运洪流抛入谷底的，却无法抗争，在心理学上这叫“获得性失助”，这是导致抑郁症患者的环境与土壤。刘峰被“触摸门”事件下放连队时的义无反顾，以及何小萍住在精神病院里的安宁，都在说明那个时代层级制度导致的个体命运，是多么的残忍和不可理喻。同时，也是对那个时代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嘲讽与鞭哒。这就是冯小刚电影的风格，他透过小人物的命运，思考整个时代的弊病。

所以，这一部电影，运用镜头在述说一个时代的痛点与一个时代群体的创伤记忆，虽然，几十年来用遮羞布严严实实掩盖着的那段历史，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新闻媒体，都不准触及的敏感雷区，却在严歌苓的笔下，通过冯小刚的镜头娓娓道来，如果，你看到了这一点，可能就有心灵共鸣......